據《中國統(tǒng)計年鑒2021》數據可知，2020年末中國人口規(guī)模為14.12億人，相比2019年末增長了204萬人，增幅繼續(xù)下降，其中男性人口規(guī)模增長了318萬人，女性人口規(guī)模減少了114萬人，意味著女性人口先于男性步入負增長時代（如圖1所示）。這是否意味著人口負增長“拐點”提前到來？將造成何種社會經濟影響？應如何看待、應對？本文將試圖回答這些問題。
一、人口負增長“拐點”是否“提前到來”？
當前中國人口正增長態(tài)勢是由于人口慣性所導致的慣性增長，即20世紀下半葉人口內在自然增長率為正值所累積的正增長慣性仍在發(fā)揮作用（王豐等，2008；翟振武，2008），但隨著少子化不斷加深以及平均世代間隔的不斷擴大，負增長慣性則不斷積聚，因此國內外關于中國的人口預測均表明人口負增長拐點將于21世紀上半葉到來，但“拐點”具體時間將主要取決于我國的生育水平變化。
計劃生育政策放松預期下，二孩及以上出生增加所帶來的生育水平回升，以及非普查年份的全國育齡婦女分年齡、孩次生育狀況統(tǒng)計數據，使得2020年以前的大多數人口預測研究均在中方案中假設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總和生育率將保持在1.6-1.8，同時把總和生育率1.3-1.4作為未來生育率水平的下限假設（人口預測低方案）。
以此為基礎的中方案人口預測結果顯示：我國人口規(guī)模峰值最可能在2027-2030年出現，在此以后進入負增長（王豐等，2008；王廣州、王軍，2019；聯合國，2019；張現苓、翟振武、陶濤，2020），低方案人口預測結果則顯示：我國人口規(guī)模峰值將在2023年左右出現（王豐等，2008；張現苓、翟振武、陶濤，2020）。也有較新預測研究則進一步調低了生育水平的預期，預計2020-2025年之間總和生育率將在1.3左右變動，將此作為中方案預測的結果顯示2024 年前后將是中國人口負增長的“拐點”（王廣州，2021）。
中方案常常被用來顯示未來最有可能發(fā)生的預測結果，但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支持了低方案，這導致了“拐點提前到來”?？偤蜕?.6的中方案假設在2015年“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以后的兩年內得到支持，2016年和2017年我國出生人口分別為1786萬人和1723萬人，明顯高于政策實施以前的年出生人口數，總和生育率確有反彈。
但隨著二孩效應的下降以及育齡婦女人口減少所導致的一孩出生人數的下降，總出生人數及生育率又開始快速下降。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出生人數約為1200萬人，粗生育率下降至8.52‰，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這一生育水平低至主流人口預測研究中的生育水平下限，明顯低于主要生育水平假設（中方案）所依據的1.6以上總和生育率，這說明未來人口規(guī)模變化將有較大可能依據主流人口預測研究低方案結果發(fā)展，即將于未來2年內出現人口負增長。因此，我國人口負增長拐點確實將“提前”于過去學界多數預測最有可能的發(fā)生時間，但仍在整體預測范圍以內，基本對應多數低方案預測結果，而“提前”的主要原因是對生育水平下降速度的預判不足。
二、人口負增長“拐點提前到來”的社會經濟影響
第一，人口負增長是生育率轉變的必然結果，且一般不具備可逆性。過去200年全球主要國家的發(fā)展經驗表明，生育水平將伴隨著工業(yè)化、現代化而不斷下降，且步入較高發(fā)展水平國家的總和生育率相繼下降至更替水平2.2以下，歐洲部分國家及東亞、東北亞地區(qū)也先后進入總和生育率1.3的超低生育水平行列，各國也都出臺了一系列政策舉措試圖提振生育水平，但均未收獲顯著效果。
第二，與發(fā)達國家相比，中國人口轉變開始較晚，但轉變速率快、歷時短，這導致整個社會經濟系統(tǒng)應對人口負增長及相關變動的適應期較短。多數西方發(fā)達國家由高生育水平（總和生育率3以上）降至低生育水平（總和生育率2以下）需要經歷100年的時間，再從低生育水平到面臨人口負增長風險還需要半個多世紀，而中國從高生育水平轉變至人口負增長僅歷時約半個世紀。
第三，人口轉變速率快、歷時短使得與發(fā)達國家相比我國人口紅利期內撫養(yǎng)比更低，社會資本、人力資本在短時間內積累速度更快，但同時也將帶來人口紅利期后勞動年齡人口、少兒人口快速下降，老年人口快速上升，進而相應的勞動力供給水平快速下降、養(yǎng)老負擔快速加重、消費市場萎縮、資本積累推動技術轉化不及時、社會保障體系完善不及時等社會經濟問題。
第四，人口負增長“拐點提前到來”主要反映我國實際生育水平未能得到及時、準確把握，使如何縮短社會經濟系統(tǒng)對人口快速少子化、老齡化的適應期這一挑戰(zhàn)更顯急迫，對我國加快制定適應人口負增長、少子老齡化社會的長期發(fā)展戰(zhàn)略具有警醒和敦促作用。
三、對策建議
第一，充分準備應對潛在經濟風險。人口拐點的提前到來，可能導致社?；鹬Ц秹毫μ崆暗絹淼葷撛诮洕L險。因此，不僅要進一步穩(wěn)步增加社?；鹨?guī)模、增加投資收益，還要聚焦人口老齡化高峰時期社會保障收支缺口的補充、調劑，同時大力發(fā)展人口保險、健康險等商業(yè)保險，多方面籌措社會長期資金以應為未來存在的養(yǎng)老資金需求。第二，促進勞動力替代技術發(fā)展。人口拐點提前到來導致的重要問題之一是勞動力供給的提前下降，由此影響到經濟增長。在智能化時代，機器人和自動化生產設備在程式化生產任務中具有巨大優(yōu)勢，能夠在部分生產環(huán)節(jié)中替代勞動力。已有研究表明，在應對老齡化對經濟增長不利影響方面，延遲退休政策的效果可能不如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和自動化技術在生產過程中的使用，將有效彌補延遲退休所帶來的老年人口工作效率相對較低，年輕人受約束較大所帶來的社會流動性減弱、創(chuàng)新能力不足等問題。第三，出臺“干貨”政策，切實降低家庭生養(yǎng)成本、扭轉生育觀念。中國處于市場化發(fā)展、城市化發(fā)展、個人原子化發(fā)展等多重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中，在外部性因素（如經濟成本）和內部性因素（如意識觀念）的共同作用下，年輕一代的生育率持續(xù)下降并很可能將進一步下降，因此應同時關注外部性因素和內部性因素兩方面，降低家庭生養(yǎng)成本、扭轉生育觀念。
降低家庭生養(yǎng)成本，重點在于推行生育福利政策、加大對二孩三孩的生育補償、利用公共財政彌補企業(yè)相應利益損失，同時調整住房價格、改善住房條件、加大對多孩家庭的社會保障性住房供應。扭轉生育觀念不僅在于扭轉個人的生育觀念，更要扭轉整個社會的生育觀念，個人要樹立生育的積極態(tài)度以及對生育價值與權利認同，同時要構建友好的生育社會，整個社會都需要充分認識到，生育孩子并不是一個家庭的事情，而是整個國家和社會的事情。
第四，不必過度悲觀，延長并充分發(fā)揮人口紅利效應。雖然我國即將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但仍在多個方面存在未充分發(fā)揮的“人口紅利”。
一是我國城鎮(zhèn)化仍處于中后期階段，大量進程務工農村人口仍未能定居城鎮(zhèn)完成市民化身份轉變，而推動農民工市民化轉變將進一步釋放農村勞動力在非農產業(yè)的供給，提高勞動力市場的匹配效率，擴大城市消費市場，進一步延長我國的人口紅利期。
二是我國的人口受教育水平不斷提高，人力資本快速積累，雖然勞動年齡人口及總人口規(guī)模趨于下降，但在高科技等人力資本密集型產業(yè)領域的人口規(guī)模及密度在不斷上升，因此急需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改善教育環(huán)境及目標，將有利于我國人口紅利的進一步發(fā)揮。
三是我國老年人口預期壽命的不斷增加以及健康水平的不斷改善，對比第七次與第六次人口普查可知，60-80歲老年人口的自評健康水平普遍上升，這意味著低領老年人口的健康水平將不斷提高，隨著教育水平較高、工作經驗較為豐富的低齡老人規(guī)模增加，低齡老年人口的人力資本也將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得以更有效地利用。
?。ㄗ髡吲藵慑珵閺偷┐髮W社會發(fā)展與公共政策學院人口研究所副教授，尹晨為復旦大學社會發(fā)展與公共政策學院黨委書記、教授）